2020 年 7 月 20 日，蚂蚁金服宣布计划在科创板和港交所同步发行上市；

8 月 14 日，蚂蚁金服进入上市辅导期，预示着蚂蚁金服上市已进入倒计时；

8 月 25 日， 蚂蚁金服向上交所科创板和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招股申请文件。招股书显示，蚂蚁金服拟在 A+H 股发行的新股数量合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10%，引入绿鞋发行机制， 发行后总股本不低于 300.39 亿股，募集资金规模约 300 亿美金，超过沙特阿美有望成为年度全球最大 IPO；

10 月 21 日，证监会同意蚂蚁金服科创板 IPO 注册，其中 A 股融资是 480；

10 月 26 日，蚂蚁金服发行价敲定为 A 股 68.8 元／股，总市值 2.1 万亿，这全球最大规模 IPO 即将诞生。 

11 月 2 日，证监会发布通告，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监管约谈。出于对公司所处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以及该重大事项可能导致公司不符合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的考虑，决定暂缓 A 股于科创板上市。原定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蚂蚁金服被突然叫停。

1. 现金流来源

说到蚂蚁金服如何赚钱，大多数人应该可以想到是借呗、花呗，通过借钱给用户， 赚取利息收入。第一眼大家都会觉得，借款人是在向「蚂蚁集团」借贷，而不是在向银行借贷，对前者有还款义务，但哪怕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所有公司账上的现金累加起来，也不可能达到万亿之巨。 惊人的是「蚂蚁集团」的钱大部分来自银行。 

2. 融资方式

在 2018 年之前，借呗、花呗的经营主体公司，账上只有 38 亿元现金。但是，以这 38 亿元为抵押，1:2 的贷款比例，从银行贷出来 76 亿元，形成了 114 亿元的原始资金池。114 亿元的借贷额度，一在借呗、花呗上线，在营销广告的刺激下，瞬间被销售一空。于是，所有借款人对蚂蚁集团形成了 114 亿元的债权。蚂蚁的互联网、金融的双料精英员工，当然不会等到 114 亿元债务偿还之后，才开始第二轮贷款的资金，发放出去。 于是他们将 114 亿元的债权，进行了资产证券化。这个名词（ABS），虽然听起来很深奥，但是做法却很简单。 

3. 债权打包

无非是将债权，打包成为一种可以公开发行的证券（比如：债券、理财产品、抵 押品），然后通过银行、证券、哪怕是支付宝平台自己的渠道，进行二次销售。 购买了此类证券的投资者，将现金让渡给了蚂蚁，手中持有的无非是包装成证券产品的债权。在证券产品没有到期前，投资者的现金在蚂蚁手中，可以自由使用。 蚂蚁身上又被注入了 114 亿元的现金，所付出的代价，无非是第一轮放贷的债权被包装成了证券产品而已。 第二轮 114 亿元的放贷资金，又完美地被哄抢一空，蚂蚁手中又有了第二轮的债 权。紧接着，第二轮资产证券化，又融到了第三轮的 114 亿元，形成了第三轮的债权，如此循环往复，无限膨胀……当然，在实践操作中，114 亿元的债权，不可能在 资产证券化后再融资到等额的 114 亿元的，而是会打折，比如 9 折、8 折；甚至会将证券化产品分层拆分，不同层次的融资折扣不同。但是大致原理是类似的。 

4. 高杠杆率

只要稍微具有金融管理和风险意识的人，很容易判断出来：这不就是 2008 年引 发全球金融海啸的「美国住房次级贷款」的翻版吗？ 在 2008 年之前，美国的房地美、房利美两家地产贷款公司，趁着美国房地产的大牛市，以极少的自有资金，反复从银行贷款，发放给完全不具备购房能力的穷人和社会边缘人群，然后将买房者的贷款债权，进行资产证券化，包装成理财产品，再在华尔街出售，二度融资……循环往复。 泡沫最终被鼓吹到无限大，直到崩盘，几乎摧毁了美国的金融系统和股票市场， 间接引发了中国出台 4 万亿元的基建的经济刺激计划…… 

而蚂蚁集团，本质上干的也是通过高杠杆，撬动 100 倍的银行资金，放贷给社会 边缘的弱势群体，赚取利差的生意。举例来说，假如因为蚂蚁集团打着科技的旗号，而不是传统金融的实体，而不加以监管，那么放贷出去的利率是 18%的年化收益，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成本只有年化 4-6%的利率，那么一来一去的利差，就几乎是无本万利的 12-14%的年化收益率。再加上100倍的杠杆，那么年化绝对收益就能达到 12-14 倍。以 38 亿元自有资金来计算，一年之内就能净赚 456-532 亿元。 

5. 风险转嫁 

然而，借款人的信用评估是由借呗、花呗即蚂蚁集团提供，蚂蚁集团可以将自己所做的这一份信用评估作为将以贷款为标的的债券卖给银行的信用凭证，但是，一旦这份信用凭证出现问题，承担风险与亏损的是银行而非蚂蚁集团，由此看来，蚂蚁集团不承担任何风险，但同时享有利润，风险与利润的分离则会造成信用评估的客观程度值得商榷，放款机构的决定慎重与否有待考究等问题。当系统性风险来临的时候， 承担风险的是将银行和整个社会。

从《巴塞尔协议 III》来看，其主要内容由三大支柱构成，致力于防止银行的信用风险、证券化产品、对手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CVA 风险等各项风险。

第一支柱是最低资本要求。 我们常听到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就是第一支柱下的具体要求。

协议明确指出资本金的重要地位，称其为第一支柱。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是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而充足的资本水平被认为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中心因素。因此，最新的巴塞尔协议对此增 加了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是要求各银行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评估机制，特别是大银行，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在严格的监管之下，决定自己对资本的需求。 部分银行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更多的银行缺乏类似的体制。

另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方案，即“标准化方案”，建议各银行借用外部评级机构特别是专业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评级，根据评级决定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并为此准备多少的风险准备金。一些企业在贷款时，由于没有经过担保和抵押，在发生财务危机时会在还款方面发生困难。通过评级，银行可以对企业质量做好评估，预先准备计提准备金，降低自身运营的风险。 

第二个支柱是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 这一支柱的基本原则是监管机构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严格控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确保银行有严格的内部体制，有效管理自己的资本需求。银行应参照其承担风险的大小，建立起关于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充足水平的战略；同时监管者有责任为银行提供每个单独项目的监管。监管者的责任包括决定银行管理者和董事会是否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资本需求，是否对不同的风险有不同的应对方法。监管当局应对银行资本下滑的情况及早进行干预。

第三个支柱是信息披露，要求银行提高自身透明度，让市场对银行业进行监督， 引入市场约束机制，用市场力量促使银行稳健、高效地经营以及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相对较高的银行若在市场中获得相应资金，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市场的奖惩机制有利于促使银行更有效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协议要求市场对金融体系的安全进行监管，要求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以便市场参与者据此做出判断。

巴塞尔协议历经 30 多年的洗礼，在对银行资本的监管实践中不断更新内容、改进方法，其思想日臻成熟，实现了银行业从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的转变， 将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用可量化的指标与数值制定了具体的衡量标准， 为全世界监管银行活动、有效控制各项风险提供了宝贵标准。相关指标测度和计算方法的复杂化，不是人为的选择，而是被实践检验过不合适后在先前基础上的改良与优化。我国引入巴塞尔协议后，主要银行运行平稳，未曾释放巨大风险敞口从而对经济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和破坏，这样的成果放眼全世界实属罕见。

2017 年，阿里结束了与银行业剑拔弩张的两年时光；当年 3 月底，杭州春光灿烂之时，马云和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在红彤彤的背景板前，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建行、阿里、蚂蚁金服(后改名蚂蚁集团)正式联姻；20 年 7 月中旬，蚂蚁金服改名为蚂蚁集团，几天后，蚂蚁集团官宣启动上市。

但蚂蚁集团到底是科技还是金融公司，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业务。招股书显示，蚂蚁集团的收入分为三大板块：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数字金融科技服务费、创新业务。

营收结构的变化，也与 2017 年启动的转型相互印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以 Tech 立身的蚂蚁集团并非徒有其名，毕竟，其大半壁江山来自科技创新板块。 因此，蚂蚁金服在上市之前突击改名，更多是纠偏——防止其被资本市场误认为是金融行业。

定义为科技公司，而非金融公司，是基于对利益的让渡，通过撬动更多金融机构的资金和资源，最终做大业务。如归属数字金融科技板块的微贷业务，到了今年上半年，其对营收的贡献占比接近 40%，登顶第一大营收来源。微贷的业务模式里，蚂蚁基于用户优势和场景优势，负责获取 C 端用户和小微商户的信贷需求，而后把需求对接给金融机构，由后者独立进行信贷决策和贷款发放，获客的金融机构再向蚂蚁支付技术服务费。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蚂蚁集团已与 100 家银行合作，贷款余额高达 2.1 万亿元，规模大概是工商银行的八分之一，招商银行的二分之一，要知道，蚂蚁不像银行可以低成本吸纳公众存款，如果不是仰仗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断断难以达成这一规模。显而易见，收回金融触角，擦亮科技本色，之于蚂蚁集团，短期来看是让渡了利益，但撬动更大力量的业务规模，符合其长期利益，也更受资本市场偏爱——以科技公司的估值模型，获取更高的市值。 

>>> 技术和场景是互相促进的

创业之初，支付宝还是淘宝的一个结算部门，淘宝的会计人员用两台电脑和一张 EXCEL 表进行结算，那时每天的交易金额是三位数，全天的交易笔数只有十几笔， 而如果分摊到每一秒则接近于 0。到了 2010 年，支付宝每秒钟交易笔数是 300 笔。2016 年，“双十一”每秒交易量达到 12 万笔。2018 年，“双十一”峰值是 4200 万次访问每秒。从服务于淘宝的商户与买家的信用中介，再到出淘后服务商户与用户的支付工具，到后来颠覆式创新余额宝，可以说“支付宝”这个系统不断地在演化，它也是技术和场景是相互促进的结果。

>>> 没有完美的系统，只有不断演化的系统

蚂蚁金服的技术架构，经历了“烟囱型”到“面向服务型”再到“云平台型”这三个时期。现在，蚂蚁金服已在开发第四代系统架构。支付宝三代系统的诞生，其中也有“凶险”。引用蚂蚁金服时任架构师程立所言：“永远不要觉得一个问题太简单，对项目重视和怀有敬畏之心。作为一个首席技术官，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但是有关风险的事情是我头等大事。”但即使再凶险，蚂蚁金服的系统依然在不断演化、升级迭代。可以说在市场快速变化的今天， 这一切应当被视为常态。 

>>> 与银行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是银行成就了蚂蚁金服。2005 年，工商银行最早与支付宝开展合作。 面对一个规模几乎为 0、法律边界模糊不清的新业务，工行并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善意打开后台，尝试接触。当看到业务规模提升后，又全力配合支付宝进行升级，可以说这在当时不是任何一个银行都能做到的。2006 年，建行与支付宝合作推出“支付宝龙卡”但业务发展得十分迟缓。再到后来，从银联跳槽过来的袁雷鸣充分发挥了在谈判方面的能力，利用存款、预付支付手续费的“胡萝卜”在某大行的分行之间合纵连横，逐一击破，并与各分行合作推出了快捷支付（类似银行代扣业务）业务，成就了后来支付宝的伟业。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如 P2P 网贷机构、支付平台、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等各种互联网金融工具应运而生，伴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 e 租宝案、善林金融等金融乱象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甚至出现政府部门难以处理的社会问题。然而整个社会 对互联网金融认识存在一些误区： 

>>> 违背了互联网金融的初心，普而不惠

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 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简化优化金融活动、金融行为中间程序、提升效率的一种普惠金融举措。 

互联网金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速度、贷款效率以及“长尾客 户”不能贷款的等问题。由于银行的准入门槛很高，很多情况下只服务贷款需求前 10% 的头部客户，涉及到尾部有金融需求的客户，在现实中却没有专门的金融机构去提供服务，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恰好弥补这个空白，是普惠金融里非常好的做法。现实中，互联网金融的确服务了“长尾客户”，但是贷款利率很高，实际付出的资金成本反而提高了，综合效果适得其反，跟普惠金融的初衷和理念背道而驰，变成 了“普而不惠”，一些官媒都对此进行了评论和说明。 

>>> 偏离了科技赋能的金融主体，本末倒置

在互联网金融中，金融是主体，是运用资金从事贷款的经营者，互联网技术是客体，是对这个主体进行赋能的桥梁，提高主体的运营效率，降低风险。 然而在实际的发展中，却变成了互联网技术主导了金融的信贷业务，真正有信贷能力的银行机构，信托机构，消费金融公司等正规的金融主力军，反倒成了互联网科技企业的附庸，被科技所绑架。

科技赋能本身值得提倡，运用了大数据，覆盖了更多的客户群体，提高了整个信贷工作环节的速度与效率。对于银行来说，提升了银行的风控决策能力，降低了风险，提升了收益。作为一家助贷机构，蚂蚁金服用数十亿资本金放大上千亿的放贷规模，从而撬动了数万亿的资产。这数万亿的资金，绝大多数来源正规金融机构，而正规金融机构又没有做实质的风险控制与筛查，完全依靠蚂蚁金服。如果蚂蚁金服出现风险，乃至亏损，风险与亏损就转嫁给了金融机构，造成提供资金的主体与提供技术服务支撑的客体两者本末倒置。基于这一点，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从而进行纠偏。 

这次事件，不仅仅是对蚂蚁金服提出的系列规范要求，也是我国推进金融系统化建设和改革的必然，是金融监管系统的建设和完善的逐步深化。在我国金融业态中， 除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传统的金融机构之外，也产生了融资租赁、小额贷款、 融资担保、商业保理等新兴金融业，传统的金融机构已经具有基本完备的监管体系， 而对于这些新兴业态，我们的监管体系还不够完善，手段不够丰富，需要逐步完善和加强。

因此，我们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行了改革，从原来协调功能的金融办变成具有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局，也是顺应金融业不断发展的趋势，是监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 环。

>>> 蚂蚁金服事件影响效应是积极的

国家出台的相关监管办法和官方媒体舆论导向表明：国家并不是否定互联网金融行业，对于一些错误金融行为进行了遏制。普惠金融，科技赋能，加强监管基本方向不会变，互联网金融不都是 P2P 网贷，很多方面还是利于这个行业的。

蚂蚁金服事件 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很关注，未来也会不断营造发展环境、加强法治保障、完善监管体系等，更好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有序、规范的发展。 

>>> 国家政策导向是回归正规持牌机构

国家政策导向是要回归到正规的持牌机构中，对互联网金融行业进行准确的定位， 不能越位发展。

未来还会逐步对消费金融、信托等如何做助贷出台相应的文件。因此，互联网金融行业要回归“助”的本 源，金融系统也就会合理、科学、安全的运行。 

>>> 金融监管体系需要不断的完善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催收成本优先考虑的因素，目前普遍采取的是仲裁，而非诉讼。实际工作中，仲裁结束后，只能去债务人所在地法院或财产所在地法院申请执行， 这样就增加催收成本。通过这些年的改革，最高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联动机制， 法院可以一键查封被执行人所有的银行账户，借助互联网的技术，提高了效率，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催收成本。 

>>> 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未来发展趋势是更加规范

小额贷款公司借助互联网工具，突破了区域的限制，扩展了服务对象的范围，在这方面违背了国家设立小贷公司服务区域、服务三农、服务小微的初衷。一方面《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等相关监管文件的陆续出台，对整个 行业进行了规范和行业清源。另一方面，由于行业逐利动力不足，未来，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企业、从业人员会锐减，优胜劣汰，整个互联网金融市场逐步回归正常。